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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华之最--广昌恐龙  

2010-01-11 20:25:30|  分类: 我的家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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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最--广昌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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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5月4日,在甘竹镇龙溪村楮塘村小组炎烧斜山场,发现裸露化石。5月23日至6月8日,上海自然博物馆、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县博物馆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个体较为完整的化石103件,经复原、装架,基本显示了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骨骼。经专家鉴定,这是一种有尾棒球结的鸟臀类恐龙化石(俗称爬行类的"坦克龙"),它体型扁矮,四肢粗短,前肢短,后肢长,有鳞片和骨刺,是国内发现的最新品种和出土最为完整的恐龙化石,是继北美、蒙古国发现后的第三具,为我国填补了中生代白垩纪晚期至新生代第三纪之间生物发展史的空白。这具属甲龙科甲龙亚目类的草食性恐龙,生存于白垩纪晚期,距今约6500万年至1亿年左右。按原样复制的恐龙化石模型,体长6米,身高和体宽各1.4米。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化石模型首次在省博物馆展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剪彩。
  1990年9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广昌恐龙被列为'中华之最'"的消息,《中国日报》、香港中国新闻社纷纷以醒目标早题、突出版面予以报道。《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对这一化石发掘的报道中指出,它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坦克"类恐龙在我国的活动范围由北方扩展到南方广昌一带,解开了赣、粤一带曾发现过恐龙蛋化石之谜,而且为研究我国的古地理深变、动物形态特征、演化关系和藏分布提供了新的实物标本,是我国古生物发展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新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广昌县甘竹镇出土的第一具恐龙化石,虽然已于1986年6月初“爬行”到南昌“落户”,然而,从广昌县城通往恐龙化石遗址的路上,仍然是游人如织,观者不断,他们在探幽觅胜,访古问今,了解恐龙化石的发现经过。 
       “广昌恐龙化石是谁最先发现蛛丝马迹?是怎样发现的?” 这是数以千计的人们围观恐龙化石发掘工地时普遍感到兴趣的问题。作为全程参与发现、发掘工作的笔者,也有责任、有义务广而告之:广昌恐龙化石的发现者,既不是探索远古地层奥秘的地质专家,也不是破译远古生命密码的古生物学者,而是几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发现的蛛丝马迹。—— 

初传喜讯,半信半疑 

        l986年5月6日,笔者和同事刚从广昌所属的头陂镇考察了一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窑藏,满怀喜悦地载着现场采集的实物回到县博物馆办公室可谓一喜!然而,还没有落座就听说甘竹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魏叶国同志来电话说:“甘竹镇附近发现了化石,并且已经采集了一些标本。”此乃喜上加喜!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喜讯,笔者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信疑交集。信者,魏叶国办事一向认真负责,有一定的业务水平,曾被荐送到赣州地区首届文物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且具有辨别化石真伪的普通常识;疑者是笔者查阅广昌水文地质普查的有关资料,得知甘竹的地质构造为中、新生代红层盆地,没有发现石灰岩,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能有化石吗?然而,发现奇迹的信息确是不容置疑的呀!此时天色已晚,无法前去现场观察。 
         笔者怀着兴奋的心情,次日早晨赶到化石暴露点——甘竹镇附近——龙溪与图石交界处的低矮、贫瘠的山丘上察看,果真不假,真是天造地设的奇迹!在甘竹镇龙溪村附近的丘陵山坡上,由于历代滥伐森林,加之受较强的风化雨蚀,丘陵上冲沟发育,岩石结构疏松,小滑坡及塌陷较多见。化石暴露点全长90厘米,宽84 厘米,骨骼间距7—9厘米不等,主骨(发掘后得知系脊椎骨)部分已被农民用锄头砸坏;化石裸露部分呈灰白色,似石似骨,检视残片表皮有灰白色或黑褐色,有直线纤维纹,似石膏纹状,但更纤细;底层呈红褐色,如沉积的动物髓汁,状如小圆孔……。经查阅《江西省广昌县区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 广昌土壤》等有关资料,笔者初步认为化石暴露现场的地质年代属中生代白垩纪;笔者当时凭常识目测认为,此处裸露的化石,可能属古脊椎动物化石! 
        “化石线索是谁提供的?” 笔者问身边的魏叶国同志,“你是怎样跟踪寻觅的?”魏叶国说:“这多亏了一位亦工亦农的男性青年”—— 

清明祭祖,路遇怪石 

       1986年4月15日,广昌县甘竹镇一伙陈姓农民踏着清晨的露珠,穿过一丛丛火红的杜鹃花,去祭祖扫坟了。 
        当他们经过距甘竹镇约2公里的一座低矮、贫瘠的荒山丘时,一位60 多岁的农民忽然对着一位满脸书生气的青年呼喊道:“金龙,你快过来看看,这里有块奇怪的石头…… ”老年农民亲切的呼喊声,把这伙人呼呼啦啦吸引到一块大“石坡”前。 
        这位60 多岁的农民是刚才被喊的陈金龙的堂叔,外号细毛龙。他从小就在这低矮的小山丘上放牛、割草,对这儿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穴都了如指掌。他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这山丘的中部斜坡上,有一块方圆10 米左右的紫红色石坡,它顺着山势倾斜,每遇下雨时,一股山洪从上直流而下,长年累月,水刷石露,那紫色页岩上便冲出一条水漕,裸露出一片似石非石、似骨非骨的怪物。只见其石坡上象牛骨一样骨骼分明,纹路清晰。细毛龙在少年时代经常同村中的牧童来这里追逐戏耍,有时用镰刀刻削,便有些纷纷扬扬的白色粉末脱落下来;用手抚摸,感到坚硬而粗糙。 
         过去曾有人说,它是水牛精显灵;也有人说,此山是龙溪与图石交界处,原是大海,“海涸龙出现”,龙溪的龙脉伸延到图石来了。在陈细毛龙的心目中,他一直把这块“怪石”看作吉祥、圣洁的神物,认为先辈人所讲的甘竹历史上曾有“隔河二宰相,五里三知府,三代五进士”之说,靠的就是这条看不见的“龙”。不久前,他在村里听过县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讲《文物保护法》,亲眼看见过他们在山上采集了不少瓦片、石头之类的东西,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见证”! 他好象还听说《文物保护法》 有一条关于保护什么石头的规定。当时,他本想把县里来的文物干部带上山去看看此处“怪石”是否有用场?是否真的是神龙显圣?但他转念一想: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万一捅出个“乱”子来,那就不得了,就会“全村共讨之”!于是,他想趁这次扫墓的机会问问喜欢读书的侄儿陈金龙,以期解开多年萦绕心头的疑团。 
         陈金龙蹲下来,用手抹去石头上的沙土,仔细地看了看,发现它真象一副动物的骨头架,有的象肋骨,……陈金龙该年32岁,由于平时喜欢看一些有关古生物知识的书籍,他结合自己已往看过的科教影片中介绍的化石形状、特点等,沉思片刻后,他兴奋地说:“这不是什么怪物,可能是化石!” 
      “化石?”化石是什么东西?陈细毛龙听不懂,陈金龙也说不清。陈金龙说:“我的知识还不够,这个问题学问很大,以后写信问问看。”问谁呢?他心中没有谱;后来,他把这个意外的发现告诉了他的好友——甘竹镇洙溪村农民魏生盛。魏生盛是甘竹镇文化站干部魏叶国妻子的母舅,于是魏叶国便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并及时报告了广昌县博物馆。说来有点奇巧:认为是“怪石”的陈细毛龙;说出是“化石”的陈金龙;他们的名字都一个龙字,两位“龙人”路过以龙溪命名的山,发现了龙影……简言之,龙人龙山发现了“龙”! 
       当年5 月底,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上海自然博物馆和广昌县博物馆即对化石暴露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鉴别,专家们确认这是一种有尾棒球结构、俗称“爬行类中的坦克”的恐龙化石,在国内属首次发现。
 
中华之最,一鸣惊人

        很难想像,几块似石非石,似骨非骨的所谓“化石”,竟然轰动了国内外;几个普普通通的“江西佬表”吟唱的《下里巴人》,其韵律不胫而走,飞进了鸣奏《阳春白雪》的“金色大厅”……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化石”能派上用场吗?朋友!别看它其貌不扬,它是地质学、古生物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揭开“地下博物馆宝库”的金钥匙,也是他们探索远古地层奥秘,破译远古生命密码的无声“电脑”。而恐龙化石则是古生物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类,是生物史上最动人的一章,是人们难得一见的大自然的杰作!广昌县甘竹镇出土“坦克类”恐龙化石对外开放,展亿年恐龙之雄姿,览万代沧桑之奇迹,“忽如一夜春风来”,沧海桑田奇花开!这怎能不引起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人民群众的欢欣鼓舞呢!1989年5月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了该报记者王绍雄采写的独家新闻:“我国古生物发展史研究又有重大发现,江西发掘出珍贵罕见的恐龙化石,经有关专家近三年时间的考证鉴别,已确认这是一种有尾棒球结,俗称为‘爬行类中的坦克’恐龙化石,在国内属首次发现。”
          报道说:“这具恐龙化石是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上海自然博物馆和江西省广昌县博物馆的考古专家、科研人员于1986年6月在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龙溪村山丘上发掘的。”“共发掘个体较为完整的化石103件。经排列,基本上显示了一具完整恐龙化石的骨骼。”
         报道称:“经专家鉴定,该具恐龙化石属于甲龙结龙科的甲龙亚目类,长6米,宽1.7米,高1.6米(后经复测:高、宽各1.4米),体型扁矮,四肢粗短,前足短,后肢长,有鳞片和骨刺,是一种生存在白垩纪晚期的食草类动物,距今约1亿至7000万年左右。“此类恐龙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和蒙古国一带。”
          报道指出:“这具恐龙化石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恐龙化石中最为完整的。它不仅证实了珍贵罕见的‘坦克’类恐龙的活动范围由北向南扩展到我国江西广昌一带,解开了江西南康、抚州、新干和广东南雄一带曾发现过恐龙蛋化石之谜,而且填补了我国中生代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之间生物发展史的空白,这个时期正是恐龙频临灭绝的时期。这一发现,对于古生物学的地理分类分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史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它以完整的骨骼化石,最新的品种被列为‘中华之最’”。随后,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中国科技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竟相对广昌出土的“坦克龙”分别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连续报道,播扬国内外,提高了广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江西佬表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此时,适逢中共抚州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地委领导对此极为关注,当即指示复印当天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内容,发给与会人员人手一份,于是大家喜笑颜开,争相阅读,会内会外,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
 
大陆擒龙 两岸同庆

       香港中国通讯社1989年2月30日,北京要闻电讯稿称:《大陆首例“坦克龙”化石在南昌对外展出》,对大陆古脊椎动物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资料。
        广昌旅居台湾的著名书画家黄群英先生,返乡探亲,欣闻家乡出土了恐龙化石,当即挥毫泼墨,题书“广昌恐龙万代之光”的条幅惠赠广昌县博物馆以示庆贺。
        曾荣获全国少年组书法比赛一等奖、成年组三等奖的广昌县城关二小九岁学童胡洁(女),参观出土恐龙化石的现场后,用颜体书写了“广昌恐龙祖国之宝”的条幅,以志其庆。
        文革期间曾举家下放广昌甘竹镇图石村的史学家、江西社科院名誉院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姚公骞教授,故地重游,参观广昌恐龙化石遗址时,心潮澎湃,热情洋溢地铺开宣纸,赋诗抒怀:
亿年历史费催寻
幻石蟠蜿隐翠岭
秋水寒涛风雨夕
旴江深处有龙吟

        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军委装甲兵原副司令、有“将军竹画家”之美誉的贺晋将军,也赐墨赐画祝贺江西人民。他当年曾挥师南下,亲自指挥攻克了宁都翠微峰(电影《翠岗红旗》,即以此次战斗为题材编剧摄制的),随后又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赣西南党委第一书记,因此,他对江西人民一往情深,当他获悉江西广昌出土恐龙化石时,即兴用他的水墨丹青,题书作画。其书作是:《广昌恐龙江西之光》;其画作是“将军竹”——《清气满乾坤》。
    “有比较,才有鉴别。”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20年在黑龙江嘉阴县发现的“满洲龙”(陈列在俄罗斯彼得格勒中心地质博物馆),到廿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在山东诸城发现的巨型的山东龙和四川自贡伍家坝较为完整的四川肉食剑龙,几乎都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如前所述,唯独广昌恐龙化石是几个非科班出身的普普通通的“江西佬表”追踪觅影的。于是,人们议论着一个哲理性的问题——

偶然发现,顺理成章

       有人说,几个普通的“江西佬表”,发现恐龙化石,纯属偶然,“瞎猫咪碰到了死老鼠!”也有人认为,偶然是必然的补充,必然则通过偶然反映出来。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坦克龙”之所以能在广昌被发现和顺利出土,笼而统之:广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莲乡人民不仅有能力种驰名中外的通心白莲,营养人类,美化世界,而且爱国、爱乡,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意识很浓,“里兴花中君子仁风”,“家传涤浊扬清美俗”。甘竹乃旴源古老首镇,莲乡人文重地,地上地下自然宝藏、文物众多,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因而被定为首次文物普查的重点镇,也是培训文博通讯队伍的试点单位,干部、群众得天独厚受到了较多的文物意识熏陶。笔者与广昌县博物馆的同仁,曾多次在该镇举办文物知识讲座,宣传文物保护法。甘竹镇的党政领导不仅带头聆听保护文物的有关讲座,而且为保护文物的通讯员提供方便和有力支持。所有这些都为“坦克龙”在甘竹镇顺利重见天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细而说之:如果我们没有日积月累、由点连线,由线成片经营的文博通讯网络,就很难及时有效地缚住蛟龙。
         清明扫墓路遇“怪石”是偶然的,第一个认定“化石”是喜欢读书的陈金龙,他在亲友中当作“故事”趣谈,为镇文化站文博通讯骨干——魏叶国提供了信息源;魏叶国闻风而动,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摄了第一帧照片,采集了第一件标本,第一个向笔者打电话报“喜”,为广昌县博物馆提供了实物资料和图片资料,这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此时,广昌县博物馆已成为处置这个突然降临的大“喜讯”的关键单位,而关键单位能否发挥关键作用,关系到“广昌恐龙”能否顺利重展英姿的关键问题,而笔者作为这个关键单位的“法人代表”,处置当否?能否果断地作出快速反应?又是“广昌恐龙”能否顺利、安全抢救出土的关键之举……
         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就是当矛盾尚未充分暴露时,你如何当机立断采取适当的处置措施;世界上最容易、最容易的事,就是当矛盾已完全暴露无遗时,你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朱可夫元帅的感慨反映了人世间“事修则谤兴”的社会惯性。
          事后,有人说:“广昌佬表太笨,忘乎所以,乱点鸳鸯谱……” 对此,笔者以平和的心态,一笑而过……
          笔者作为“广昌佬表”的一员,办事一向“举轻若重”,视小事如大事,何况发现如此大面积的化石是首次接触的大事。当获悉甘竹镇发现“化石”的信息时,虽然兴奋异常,但未敢“忘乎所以”,也没有“乱点鸳鸯谱”。笔者凭常识知道:考古是社会科学,而“化石”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笔者不业“地学”,一介牛娃布衣,面对“盲区”,哪敢轻举妄动?!此时,不仅仅是广昌县博物馆的文博工作者对恐龙化石知之甚少,即便是江西省文物考古队的专家也是首次接触的新课题。江西文物考古系统既没有研究化石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笔者深知:要说服领导重视出土化石,要说服跨领域、多学科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发掘化石,最根本的就是要迈开双腿,“开动机器”,求真求知,查考文献,“充电”、“充饥”,力争用充分的数据说话去感动“上帝”!而充分的数据则来自对现场的客观准确的记录,来自对有关科普知识的学以致用。在仔细察看化石现场及其周围的地质地貌,查阅对照对该地区的有关资料,充分把握信息的基础上,笔者与同仁连夜赶写了《甘竹镇发现古动物骨骼化石调查报告》(简称报告);然后,一手拿化石标本,一手持文字《报告》,向县领导,向省考古队专家报喜、告急!求援,求教!江西省文物考古队副队长余家栋偕刘琳先生闻讯及时赶到现场鉴定,对笔者的《报告》给予肯定,初步认为《报告》所述的不是一般的古动物化石,可能属恐龙化石,并随即上报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继而奉命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协调并签订协议:由江西省文物考古队、广昌县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联合共同发掘。
         省内外专家认为《报告》虽短,但点中了要害:不仅准确地指出了化石暴露点的地质年代为中生代白垩纪,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抢救建议……为县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省内外专家准确判断信息,实施抢救措施提供了数据。因而受到了县主要领导和省内外有关专家的重视与支持。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王祥明先生,问笔者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什么专业?”笔者戏称“牛鞭……”,王先生误听为“牛津”,笔者赶忙更正“牛鞭!不是牛津!牛鞭就是放牛娃出身!”王先生又问道:“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布衣,怎能对化石暴露点的地质年代、化石的特征描述得如此专业?”笔者答道:“偶然巧合!”。王先生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时任中共广昌县委书记王福生,副书记、县长揭国雄看了《报告》和化石标本,当即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授予笔者“请专家鉴定”的——“五字尚方宝剑”;第二,率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分别深入甘竹镇化石暴露点现场调研,宣传《文物保护法》,支持省内外的专家有序地进行科学发掘;第三,专门安排时间在化石发掘工地单独听取笔者就有关问题的详细汇报与具体建议;第四,指派副县长黄河澄坐镇甘竹,敦促、指导甘竹镇党委、政府力排干扰,为保护化石现场,为专家们科学发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学法、执法,抢救国宝的舆论氛围。尽管从广昌县城至化石暴露点现场,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围观民众,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但井然有序,呈现祥和、吉庆气氛。广昌佬表感性呵护,理性求知,使化石发掘工地成为保护文物的前哨阵地和学习科学知识的课堂,充分展现了莲乡人民遵纪守法,尊重科学,爱护文物的良好风尚,受到了省内外专家的称赞。他们说:“广昌佬表德智双馨,可钦!可佩!”
         “行事见于当世”,难免七嘴八舌;“是非公于后世”,功过得失任评说。七年后,亦即1992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广昌县委副书记、县长游木根,在表彰发现、保护广昌恐龙化石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在发现、保护和抢救性的发掘过程中,县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及时把握信息,传递信息,当好参谋,与省内外专家配合,工作是出色的。甘竹镇的党政领导,县公安局的干警以及图石、龙溪村的广大群众为恐龙化石的发掘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广昌恐龙化石的发现和顺利出土,是江西文博事业的一曲凯歌,也是文博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手开采的科技珍宝,是文博、科学工作者的荣耀,也是广昌人民的骄傲!专家们预言:广昌境内中生代地质发育成熟,有了第一具恐龙化石出土,也可能有第二具,甚至更多的恐龙化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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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汝源即姚澄清笔名,男,汉族,(1934—  )江西广昌人,曾任广昌县文化局副局长兼县博物馆首任馆长、江西博物馆学会二届理事,现任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广昌县考古学会会长、广昌县文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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